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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治理与中国视野

裘援平。图/中新

全球治理是全球化的时代之问,是关乎世界和平与发展未来的重大命题。在处于大变局中的当今世界,更是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共同思考、聚力推动的首要议程。

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从哪里来向哪里去?面临什么机遇和挑战?中国如何看待和参与全球治理?我有以下三方面的思考。

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的发展

国家主义主导的国际治理思想与实践的演绎有三个里程碑:第一个里程碑,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。虽然关于世界的人类理想渊源久远,但国际治理思想还是应该追溯到“国际法之父”格劳休斯,他提出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法律约束国家间关系,对形成以欧洲国家为主体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,以及以国家主权原则和国际法为基础的第一个国际治理体系,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,开启国际法律治理的先河。

第二个里程碑,是以《国际联盟盟约》为核心的凡尔赛——华盛顿体系。虽然由于过于理想化导致举步维艰,但国际联盟作为以多边协商取代单边霸权的积极探索,作为用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维护世界秩序的重要尝试,开启了国际政治安全治理的先河。前两个国际治理体系,都是在世界“支离破碎”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,都是作为战争产物以战后安排为主建立的,也都是以欧美为中心把世界多数国家排除在外的。因此,只能算是国际治理体系,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治理体系。

第三个里程碑,是1945年形成的雅尔塔体系。包括以联合国安理会为核心、集体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安全体系,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、世界银行、关贸总协定(后称世贸组织)以及后来瓦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等构成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;以《联合国宪章》为基础、由国际司法机构和国际法及国际规则等构成的国际法律体系等。雅尔塔体系为维护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,提供了国际秩序支撑,其制度框架延续至今,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仍然是国际社会成员的基本行为准则。 然而由于雅尔塔体系建立后不久,冷战风云就笼罩了世界,出现美苏两大阵营对峙局面,形成世界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分而治之的两极格局,在近半个世纪里,沦为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政治平台。

至于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的发展,有三个标志性事件。第一个事件,是全球治理理念的提出。1989~1991年,东欧剧变、苏联解体,世界格局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以非战争方式坍塌,国际体系进入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转型调整时期。1990年德国前总理勃朗特前瞻性地提出,各国要适应国际体系新走向,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,推动国际知名人士于1992年发起成立“全球治理委员会”,并于1995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发表《天涯若比邻》的报告,系统阐述了全球治理的涵义和理念,提出全球安全与治理倡议。应该说,这顺应了当时的世界发展潮流,即冷战结束打破了全球分割分裂局面,需要把世界作为整体加以规范和管理,开启当代全球治理理念的先河。

第二个事件,是八国集团的组成。1997年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日本、意大利、加拿大七国集团吸纳俄罗斯参与,试图以冷战后的“大国合作”模式协调世界经济与政治问题,使之成为“美国治下”、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主要机制。但由于缺乏包容性、代表性和影响力,七国集团也好,八国集团也罢,都沦为坐而论道的“大国俱乐部”。

第三个事件,是二十国集团的设立。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,凸显出全球化发展带来的新挑战新问题,冷战后盛极一时的“华盛顿共识”黯然失色,原有全球治理体系缺陷和弊端暴露无遗。由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等额组成的二十国集团应运而生,在化解国际金融危机、协调全球宏观经济、改革国际经济金融机构等方面,发挥了重要作用,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。

近10年来,国际社会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和人类共同挑战,在国际、区域和一系列重要议程上,推动全球治理、区域治理和领域治理及其机制改革取得一些成效。建立起全球经济治理新架构,扩大了联合国发展议程,推进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治理结构的改革,签署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等。东盟、欧盟、非盟、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组织加强区域综合治理,相关方自愿组合对话解决伊核等热点问题,金砖国家成为新兴大国和南南合作新平台。凡此种种,都顺应了世界格局的新变化,在全球治理参与权、国际规则制定权、多边议题话语权、发展利益分享权等方面,给予发展中国家和人类共同挑战更多关切,推动全球治理从两极争霸、西方主导向南北共治方向演进。

全球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

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,世界正在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。大变局的核心内容和未来走向,都与全球治理密切相关。

一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兴起。继以蒸汽技术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、以电力技术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、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,以信息技术、网络通讯、人工智能、基因工程、新能源、新材料等技术集群式发展为特征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兴起,呈现出机械化与智能化、信息化和绿色经济融合发展趋势,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,改变着国力提升方式、国际竞争内涵和传统战争形态,引发经济、社会和军事力量革命性增长,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,对世界格局和国际体系、世界经济和政治版图、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等产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。

二是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。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牵引下,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加速整合融合发展,生产要素在全球统一大市场自由流动并优化配置,各国互联互通、相互依存、利益交融的“地球村”逐步生成,全球经济社会均衡稳定、可持续发展问题突出,各国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亟待协调平衡。

三是世界多极化进程加快。原有大国继续保持优势地位,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,国际力量总体朝南北均衡方向发展。区域跨区域合作机制叠加,国际和地区组织更加活跃,跨国企业、非政府组织、网络媒体等非国家行为体影响扩大,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更加多样。国际机制需要适应新兴力量上升态势,国际权力必然出现分散化趋势,少数国家主宰世界、多数国家被排除在外的局面難以为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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